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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的信仰是什么?

2018-01-09 阅读:

众所周知,清朝康熙皇帝写过两首诗与基督有关:

一首为《基督死》:“功成十字血成溪,百丈恩流分自西。身裂四衙半夜路,徒方三背两番鸡。五千鞭挞寸肤裂,六尺悬垂二盗齐。惨恸八垓警九品,七言一毕万灵啼。”

另一首为《生命之宝》:“天上宝日月星辰,地上宝五谷金银。国需宝正直忠臣,家需宝孝子贤孙。黄金白玉非为宝,祇有生命一世闲。百岁三万六千日,若无生命最可怜。来时胡涂去时亡,空度人间梦一场。口中吃尽百和味,身上穿成朝服衣。五湖四海为上客,如何落在帝王家。世间最大为生死,白玉黄金也枉然。淡饭清粥充一饥,锦衣那着几千年。天门久为初人开,福路全是圣子通。我愿接受神圣子,儿子名份得永生。”

有些基督徒以这两首诗作依据,便认为康熙皇帝是基督徒,并说他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,又对基督的救赎有深入理解。甚至有的圣徒称他为“康熙弟兄”。对此,作为基督徒的我,真是打了一个哈欠。假如我们稍微查考一下历史,只要在网上搜索找一找,想要了解康熙的信仰究竟是什么,这一点并不难。我心想,弟兄姊妹再不要为信仰盲目地拿名人来贴门面了,或许会叫知情者贻笑大方。现在,我就参引网络文章,来谈谈康熙的信仰是什么。

康熙其人

康熙,即爱新觉罗·玄烨(1654-1722)。他八岁登基,十四岁亲政。在位六十一年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,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,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。关于康熙帝的信仰,以下综合评价是较客观真实的:

康熙自小接受理学教育,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,称自己以圣人之道治天下。康熙受孝庄皇后的影响,及满族皇室对佛教的信奉,对佛教也采取支持的态度,尤其是在蒙古和西藏地区更是如此。同时康熙还积极学习西学,对西方传教士也很尊重,西方传教士在康熙时期取得了合法传教权,但发生在康熙末年的“礼仪之争”使得康熙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。

帝王理学

康熙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,十八岁时接受正规的儒家学说教育。他身边的理学名臣又形成良好的理学氛围,这使得他对理学有更深入的认知。并且康熙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,形成自己的理学观点,就是帝王理学。康熙始终注意自己的帝王地位,所以对理学的学习也是以治国为前提,把理学当成治国的有效工具,对理学自身的学术性不是特别关注。康熙帝王理学突出地表现在提倡道统和治统合一。康熙十六年十二月,他在御制《日讲四书解义序》中,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,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。

康熙是理学的信奉者,对孔子格外敬重,他大力表扬儒家学说,并重用理学家。他亦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,创建了南书房制度,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。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《康熙字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历象考成》、《数理精蕴》、《康熙永年历法》、《康熙皇舆全览图》等图书、历法和地图。

康熙与佛教

康熙对待佛道的态度与理学有明显的不同。康熙把理学作为治国的理论,而佛道则不能成为施政的标准。康熙对佛道有自己的一套理解,他注意到佛道在教化人民方面有作用,所以对佛道并不禁止,而是要发挥宗教“劝善惩恶”、“因俗宜民”的社会功用。对于理学家倡导的禁佛道,康熙并不认同。康熙对佛道的态度既不像理学家主张禁止,也没有对佛道崇信,让佛道上升到国家层面,而是对佛道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,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,又不至于妨碍国家的正常运行。康熙对佛道的态度也不是一贯的,而是针对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方法,使佛道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。因为宗教的过度发展往往会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,所以康熙对佛道二教不是任其发展,而是加强管理。

佛教习俗在民间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康熙接受的理学教育使他对佛教习俗没有太大好感。但康熙用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民间的佛教行为,对民间的习俗加以引导。除了对汉族地区的佛教加强管理外,鉴于佛教在蒙藏地区的特殊地位,清廷一开始就对藏传佛教格外重视,最终形成四大活佛制度,以此来管理蒙藏地区。

康熙理性地对待佛道,并不能说明佛教在康熙的生活中没有影响。皇太极时期佛教就进入皇宫,对皇宫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。康熙在皇室对佛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,并从小在福佑寺长大,想必对佛教也是有感触的。在康熙的生命中,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孝庄,而孝庄对佛教的信仰,不能不影响到康熙,并且康熙对孝庄十分孝顺,多次陪同孝庄到五台山朝佛。所以康熙不禁止佛教,不单单是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,自身对佛教的感情也使他更坚定不禁止佛教。另外,康熙曾亲自为寺庙纂写了大量的碑文,还常常巡幸寺院,并给予赏赐,尤其是五台山。康熙还与江南的一些高僧、藏传佛教的喇嘛来往密切。他在宫廷中不仅任用喇嘛诵经治病,还任命喇嘛祈雨、诹吉。即便康熙是为了笼络佛教,而如此经常性的行为,也无法解释康熙对佛教是纯粹的敷衍。

康熙信奉理学,把自己看成是理学道统的传人,所以从来没有公开表示他对佛教的信仰。虽如此,但从他的继任者雍正好佛来看,康熙对佛教也可能是信奉的。因为康熙对皇子的教育是很严格的,如果康熙对佛教不信奉,认为佛教无益,对皇子的信奉佛教的行为也会加以约束,但从史籍中没有发现康熙对此类事的禁止。

中西之争

康熙对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,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、几何、天文、医学等方面的知识,并颇有著述。不过这只限于个人兴趣,康熙并不鼓励对国民进行科学教育。不可否认,康熙是一位好学的皇帝,博览群书。康熙好学的性格与帝王的身份成为天主教最好的突破口。康熙对西学是很用功的,不仅自己学习西学,还组织传教士编写书籍。他对西学的学习,转变为在政务上任用传教士。康熙朝有很多传教士,围绕在康熙周围,为帝国服务,主要从事天文历法的制定、天文仪器的制造、给皇帝及其皇子授课、从事音乐绘画等艺术的创作、制造火器、用西药治病等。由此,传教士在皇宫中亦受到优待。

传教士虽然用科技打开传教的大门,但并不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,而是以宣扬宗教教义为目的。当时的传教士允许中国的信徒祭天、尊孔、祀祖,在中国人的眼里,天主教与中国宗教虽不同,但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康熙对基督宗教也很有好感,他对传教士的工作的认可,对西学的学习,对传教士传教活动也由禁止转为同意。康熙允许自由传教,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教义有兴趣,而是因为传教士为中国作出了贡献。这里应该指出,康熙帝允许中国人信教是有条件的,即传教士不能干涉中国内政,并且必须按耶稣会“利玛窦的规矩”传教,也就是允许教徒祭天、尊孔、祀祖。

后来,天主教在康熙朝得到了传教的合法性,教堂和信教人数都呈上升趋势。直到“礼仪之争”爆发,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传教的合法性。礼仪之争在顺治朝就存在,由于耶稣会的努力,使礼仪之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。但康熙后期,耶稣会在罗马教廷的势力不断下降,使礼仪之争又重新掀起波澜。罗马教廷下令禁止耶稣会的传教方式,即禁止教徒敬天、祭孔、祀祖。罗马教廷借解决“礼仪之争”,任意干涉中国教会内部事务,试图把中国变成其直接控制下的教皇领地,但这与康熙极力想把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,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观愿望发生了强烈的冲突。“礼仪之争”爆发后,由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教徒敬天、祭孔、祀祖,康熙对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,在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下令禁止传教。

康熙先是允许传教,后来又禁教,这允许传教的原因不仅仅是对西方传教士作出的贡献的回报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康熙的回报就太慷慨了。康熙作为一个满族出身的君主,想尽可能地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,康熙想用传教这种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包容性,以分散汉族对满族政权的敌视,而西学成为了康熙允许在中国传教的诱因。但康熙的这种策略,由于礼仪之争而失败,最终以禁教而结束。虽然康熙给予传教士合法传教的权力,也对西学有过研究,但康熙对天主教的关注也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方面,对宗教方面并没有太多涉猎,甚至对一些宗教名词也没有深刻的理解。所以在信仰方面,康熙对天主教并不信奉。

(注:基督教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,及更正教。更正教,也就是基督新教,即现今中国人通称的基督教。在康熙年间,中国的基督教,是指天主教而言。)

结论

在理学、佛道和天主教三者中,康熙是理学的信奉者。对佛道,尤其是佛教,在康熙的生活中也是有影响的。对天主教,康熙给予传教自由,并不信奉。在康熙的信仰中,是以理学为主,兼有佛教的影响。

(高歌,2014年3月27日;参引季勇的“康熙的宗教政策与信仰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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